平等实施具体涉及三类公平要求：一是要求公平处理，在执法和司法中反对特权。

其次，必须承认美好生活之于法律的意义。第三，在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这一偏正短语中，修饰语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容是美好生活。

法治的需求直接指向法治建设实践。在总体上，美好生活的需要对应着宪法上的人权条款。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概念分析 本部分聚焦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概念分析，这是本次论坛的留白之笔。理由是，需要是发展的目的，美好生活需要是发展的终极目的。[60] 以司法权独立运行为根本的司法改革只是当前法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困局之下和瓶颈时期别无选择时的突围举措和权宜之计。

另一方面，必须坚持法治依靠人民。国家在给出美好生活的大致轮廓之后，必须保持和维护什么是美好生活这一问题的开放性，只有开放出有关美好生活的公共讨论，让人民参与其中，才可能真正建构出一种中国式美好生活的法理图景。而他开始关切软法问题以后，如同当年平衡论研究一样，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开设研究生课程，引领硕士生、博士生共同研究，又同时极力推动设立以姜明安教授为主任的北京大学法学院软法研究中心。

罗豪才教授的公域软法之治理论、兼具软法硬法的混合法治理理论，极具先见之明和广泛适用性。在他的鼎力支持下，全国性的中国行为法学会软法研究分会于2015年1月16日正式成立，为软法研究在更大范围内持续进行提供了坚实的平台。[12]参见对话：《为了权利与权力的平衡——对话罗豪才》，载《中国法律评论》2014年第1期。罗豪才教授认为：平衡论的基本主张是应当从关系的角度研究行政法，行政法上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配置应当是平衡的，运用制约、激励与协调机制充分发挥行政主体与相对方的能动性，维护法律制度、社会价值的结构均衡，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尽管罗豪才教授尚未在软法与道德、习俗等社会规范的区分和联系上给出精致的论述，但是，从其视野中关注的四大类软法规范看，道德、习俗等显然是不属于软法系列的。[16]参见罗豪才主编：《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页。

然而，想象在中国的政治情境中，如此一部法律不仅历史上没有，更是授权在权力格局中地位略低的法官去审查地位略高的行政机关首长所作或同意的决定。这就是罗豪才教授公域软法之治理论的真正关切所在。[22]罗豪才教授尽管始终坚信、坚持平衡论，但对其他各说也都十分关注，特别注重这些学说对平衡论的批评。罗豪才教授撰写过软法方面的学术期刊文章和报刊文章20余篇，先后主编、撰著：《软法与公共治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软法与协商民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软法亦法——公共治理呼唤软法之治》(法律出版社2009年)、《软法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软法的挑战》(商务印书馆2011年)、《软法与治理评论》(以书代刊，法律出版社2013年第1辑)、《为了权利与权力的平衡——法制中国建设与软法之治》(五洲传播出版社2016年)。

之后，主张开放的公共管理与广泛公众参与相结合的公共治理模式也就顺势而起。为了建立功能齐全、结构合理、运转协调、灵活高效的行政管理体系，就必须理顺关系、转变职能，精干机构、精简人员，提高行政效率，克服官僚主义，增强机构活力，按照政企分开原则，将对企业的直接管理改为间接管理。这些论文每年分布的情况如图2(数据截至2017年底)。世界范围内，近代以来，国家单中心、单向度、强制性的国家主义管理模式占支配地位，体现国家意志、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法定义，是与这种模式相匹配的。

传统文化中虽然缺乏法治的文化精神，但是也积淀了丰富的‘和合思想和有价值的法制资源。不仅如此，他还以其个人魅力和学术权威，积极支持许多高校成立软法研究机构。

杨海坤：《中国行政法基本理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3-46页。平衡论最终超越行政法理论基础诸说，成为其中持续发展时间最长、理论体系最完备、最具影响力的学说。

由此可见，罗豪才教授于2005年首次提出软法之治，[23]恰是公共治理研究急剧升温的时期。平衡论的目标是在极端的管理论/管理法和控权论/控权法之间寻找一条第三道路，是在行政权和公民权之间寻求平衡。[3]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1992年10月12日)。在这762篇文章中，提及平衡论的有370篇，占48.5%。2018年4月13日，我在中国知网上，以主题：行政法理论基础进行检索，可以发现自1987年至2018年检索日，共有762篇文章。与改革开放后第一次机构改革的最大区别在于，此次改革首次提出转变政府管理职能是机构改革的关键。

[8]前两种观点提出较早，仍然没有摆脱法律阶级论的影响，显然无法适应改革变迁之需。第三，平衡论的立场是要在方法论上对行政法进行一个整体的、系统的观察和思考，是要在局部的、具体的、零碎的行政法现象之间建立理性勾连，而不是沉浸其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甚至其建构的对立模式管理论、控权论也是整体化、系统化努力的结果。

软法理论的法律语境是跨越部门法的，因为刑法、民法、行政法等传统部门法都与公共治理网络有关，而软法理论对法定义的反思和修正、对兼具软法和硬法的规范体系结构的设想，并非一个部门法的课题。1991年，他在给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举办的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复议、应诉人员研修班讲课时，从行政法律关系、行政法的作用、行政责任、行政法治原则、行政法学体系等方面，阐述了行政法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平衡的观点。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历史悠久。在主题：软法方法搜索的结果中，最早提出公域软法之治思想的论文，罗豪才、宋功德合著的《公域之治的转型——对公共治理与公法互动关系的一种透视》(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5期)被引259次，仅次于姜明安教授的《软法的兴起与软法之治》一文(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2期，被引327次)，位居第三。

这就无法认识到这些规则在公共治理中的重要意义，无法认识到这些规则的正效应和负效应，无法认识到这些规则与硬法的相互作用。[25] 在《软法亦法》一书中，罗豪才教授认为，国家—控制法范式与全能政府联姻产生国家以法控制社会的管理法，与夜警国家联姻产生社会依法控制国家的控权法。国家管理能力不足、国家管理效果不佳、国家管理正当性受到挑战，被认为是国家主义管理模式的失灵表现。另外，也有学者提出控权－平衡论法律导控论控权－服务论职责本位论协调论等学术主张。

[27]再之后，他采取了一个更为简洁的定义：软法，亦即不能运用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法规范。因此，在我看来，面对公共治理的法规范体系结构不能失衡，软法应当与硬法平衡，这些主张的确有助于市场、社会主体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介入，或许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实现罗豪才教授心目中的权力与权利的平衡。

但是，行政法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即‘行政法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和圆满的回答，以致行政法缺乏‘龙头理论，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平衡论的法律语境仍然是行政法，是属于部门法的。

在当时的行政法理论基础诸说之中，称其更适合中国情境，应该是恰如其分的。首先，二者发生的法律语境不同。

【中文关键词】 罗豪才。(3)各类政治组织创制的旨在解决执政、参政、议政等政治问题的自律规范。[27] See Luo Haocai Song Gongde, SOFT LAW GOVERNANCE: TOWARD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William S. Hein Co.，Inc.，Buffalo, New York, 2012. 【期刊名称】《比较法研究》【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4 进入 沈岿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罗豪才 行政法 平衡论 。为了凸显其令人高山仰止的学术贡献，我选择了他最具标志性的行政法平衡理论(以下简称平衡论)以及软法理论，作为本文讨论的核心。

最后，行政法理论基础诸说自然有各自的主张，并对竞争学说有所批评。[13]参见罗豪才：《行政法平衡理论讲演录》，载罗豪才等：《行政法平衡理论讲演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

[9]不过，无论对控制一词作何不同于其表面意义的深度解释，由于它主张行政法的核心在于控制行政权，在当时引起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的排斥态度，是不足为奇的。因为，第一，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普遍建立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

4.罗豪才教授软法理论的影响何在？ 罗豪才教授无疑是开创国内软法研究新格局的第一人。无论哪种结果，罗豪才、宋功德合著的《认真对待软法——公域软法的一般理论及其中国实践》(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2期)被引450次，高居榜首。